国之将兴，必有祯祥。

在唯物主义世界观里，祯祥就是大道之行。

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证明：办好中国的事情，关键在党。

“我们党作为一个有8800多万名党员、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党，作为一个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，党的建设关系重大、牵动全局。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，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。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。

只有正确把握历史规律，才能跳出兴亡周期率。

以思想为建党之基，以作风为立党之本

从严治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胜因素。

思想是行动的先导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，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，以信仰凝聚党员和群众，建立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，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。

纪律是胜利之母。中国共产党严明纪律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为中华民族作出第一个伟大历史贡献。

中国共产党1926年发出《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》通告，1928年制定《井冈山反腐败训令》，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威慑；1933年颁布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法令“第26号训令”：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》，使苏区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。

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，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，查处了谢步升案、左祥云案、瑞金系列案、于都窝案等大案要案，警示了广大党员干部，培育了苏区干部的好作风，密切了党群关系。

谢步升案发后，毛泽东痛心疾首地说：“腐败不清除，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，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，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，谁也阻挡不了！”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此风不刹，何以了得！”

延安时期也发生黄克功、肖玉壁两起惊天大案。毛泽东断然拒绝各种各样的求情，严厉指出：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，赏罚严明，功不抵过，罪不否功！

作风决定成败。1940年初秋，毛泽东与马列学院邓力群等人谈话，提出“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”的著名论断。这一论断早已经住历史的检验。

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，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，反对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党八股，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形成理论联系实际、密切联系群众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。

接着，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，写进党章。

1945年7月1日，7位国民参政员在访问延安期间，黄炎培谈到：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，一部历史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，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毛泽东回答说：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
解放前夕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告诫全党要防止“四种情绪”：骄傲、以功臣自居、停顿起来不求进步、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；要牢记“两个务必”：“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”

当全国解放已成定局，1949年3月23日，中央机关离开河北西柏坡向北平进发，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说：我们进京赶考去，绝不当李自成，一定要考个好成绩！

开创纪律检查，建立监督制度

从严治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石。

打江山难，守江山更难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一穷二白，百废待兴，中国共产党怎样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，成为一个崭新课题。

1949年11月，中共中央作出《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》，赋予纪委检查审理违犯党纪行为的职能。1950年4月作出《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》，建立舆论监督机制。

为把“四种情绪”“消灭在萌芽状态”，1950年下半年至1954年春，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整风整党，克服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。

这期间，刘青山、张子善巨大贪腐案震惊全国，教育了全党，提高了全党拒腐防变的自觉性。事后，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：“我建议重读一下《资治通鉴》。治国就是治吏！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之不国。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，贪污无度，胡作非为，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，那么天下一定大乱，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！国民党是这样，共产党也是这样。”

1956年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，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，“必须经常注意反对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，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。”

因此，党的八大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、群众监督和党外民主人士监督的制度。

构建惩防并举反腐体系，形成五位一体党建布局

从严治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。

80年代普遍存在的计划与市场双轨制，使得一些掌握权力的部门和干部有机会以权谋私，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严峻形势。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，强调“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”。

1985年11月24日，中央政党工作委员会发出《关于农村政党工作部署的通知》，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“从严治党”。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后，“从严治党”在党的文献中大量使用。

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，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。十四大党章明确提出，党的建设必须“坚持从严治党”。“从严治党”被写进党章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其作为管党治党的总遵循和根本原则。

邓小平强调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，提出“党要管党，一管党员，二管干部”，“一手抓思想建设，一手抓制度建设”，要求在纪检工作中坚持“一手抓改革开放，一手抓惩治腐败”，确立“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”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。这一时期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先后颁布了30多个，为依法从严治党提供依据和保障。

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，“从严治党，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”，“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”。

党的十五大以后，党中央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从严治党建设，特别是制度建设进行了探索。

江泽民指出：“从严治党，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制度……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稳定性和长期性。”“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，法治和德治，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，二者缺一不可，也不可偏废。”

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，胡锦涛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要坚持“标本兼治、综合治理、惩防并举、注重预防”的战略指导方针，构建起教育、制度、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，将反腐倡廉建设从作风建设中单列出来，形成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制度建设、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。

纪律和制度是刚性的。这一时期，中央纪委对陈良宇、薄熙来两名原政治局委员立案检查，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“不管涉及到谁，都要一查到底”的决心。

创造管党治党系统思维，开辟治国理政崭新格局

如今，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有着8800多万名党员、440多万个党组织、领导着13亿多人的执政党，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，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的根本方针，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形成管党治党的系统思维和治国理政的崭新格局。

“全面从严治党，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基础在全面，关键在严，要害在治。”2016年1月12日，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。

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。因此，习总书记强调：“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，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、命脉所在，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、幸福所在。”他还要求“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”。

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。所谓全面，一是要全面开展党的建设。习总书记强调：“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，必须坚持从严治党，落实管党治党责任，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反腐倡廉建设、制度建设之中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。”二是要既营造小气候又促成大气候。习总书记指出：“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，需要大气候，也需要小气候。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、主动作为，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。”

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。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号召造就铁一般信仰、铁一般信念、铁一般纪律、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；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；强调要提高制度执行力，让制度、纪律成为带电的“高压线”；强调对违规违纪、破坏法规制度踩“红线”、越“底线”、闯“雷区”的，要坚决严肃查处，不留“暗门”、不开“天窗”，坚决防止“破窗效应”；强调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”的道理；强调要坚持“老虎”“苍蝇”一起打，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，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。习总书记还提倡“三严三实”的作风，强调导干部要严以修身、严以用权、严以律己，谋事要实、创业要实、做人要实。

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。习总书记形象地比喻，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“钙”，没有理想信念，理想信念不坚定，精神上就会“缺钙”，就会得“软骨病”。习总书记说，作风是否确实好转，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。要以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，善始善终、善做善成，防止虎头蛇尾，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，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。

当前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，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胜利前进。

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！